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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历史研究

巧设除奸计

发布时间:2018-05-15 15:10:23

?——发生在严徐庄伪军据点内的一次除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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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严德陆(黄桥镇严徐村六组人,粮食系统退休干部,现年八十六岁)

记录整理:白建华

暮青的一天下午,为了挖掘整理新四军在严徐庄的一些史料,我又一次来到了严徐村,采访新四军黄桥战役苏北指挥部旧址纪念碑亭义务讲解员,现年八十六岁的退休干部严德陆,这次,他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严徐庄伪军据点内,我地下党组织巧设除奸计,刺杀伪军便衣队长姚子伯的故事。

一九四0年,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新四军东进黄桥,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十月初,又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黄桥决战,新四军以不足七千人的兵力歼灭韩顽三万多人,取得了完全胜利,创造了我军军事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黄桥决战期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将指挥部设在距黄桥不到六公里的严徐庄。黄桥决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主力即北上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合,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不久,黄桥沦陷,日本侵略军盘踞黄桥,其走狗汪伪的部队则在黄桥四周的溪桥、蒋家堡、三里庄等地构筑据点驻扎,曾是黄桥战役指挥部驻地的严徐庄也成了汪伪军的据点,他们在庄东头沟东,赶走村民,强占民宅,砍树建房,在据点四周开挖壕沟,构筑土城,拆毁民房,在四个角上建筑炮楼和了望哨,以防新四军袭击。从此,驻守的伪军像走马灯似的一批 又一批,每调走一批,其头头都要卷走大量金银财宝,严徐庄及方圆几十里村庄的老百姓受尽了掠夺和折磨。

平时那些伪军们,晚上在据点睡大觉,吃喝嫖赌,白天穿上黄狗皮,戴着大盖帽,扛着枪到处转悠,见着青年就抓(壮丁),见着年轻妇女就强奸,见着老百姓财富就抢,老百姓一见伪军就全家、全庄奔逃,当时叫“溜和平军”,伪军逮不着人,抢不着东西,恼了便放火烧老百姓的住房和草垛,多少家庭惨遭涂炭。

更可恨的是,自从一九四三年春一个名叫孔庆德的伪军头目带队到严徐庄驻防,他为了准确掌握各村庄情况,招来本地碴滓组成一个便衣队 ,而姚子伯、高希凤则是便衣队的两个头目,是标准的铁杆汉奸,他们是本地人,熟悉本地情况,穿着便衣,说本地话,老百姓对他们也不提防,而他们却摸到了真实情况。一次,严徐庄西南荡有一村民刚卖猪得到二百多大洋,一家人喜气洋洋,正盘算着将草房翻建成瓦房,不料,他家卖猪的消息被便衣队探到,孔庆德立即派出一个小队,直奔他家,声称他家藏匿共产党及枪枝,一进门就到处乱翻,混乱中一伪军将一把手枪放到了主人的枕头下,一会儿又装模作样地当着主人的面将手枪搜出,主人有口难辩,被和平军带进据点,一家人急坏了,谁都知道,进了据点,非死即伤。当即找保长出面,将二百多大洋一分不留全部交给伪军才算了事。又一次,便衣队探知白家庄北荡一个名叫“东南上”的小垛子上,白仁云的大儿子白润甫是新四军,且家里有十几头一百多斤的壮猪,于是,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一个排的伪军出据点直奔白家庄北荡而来,老百姓听说“和平军”来了,扶老携幼,来不及藏匿东西,全“溜和平军”了,庄上空无一人,和平军到处搜索,找不到一个人,抢了几车粮食,来到白仁云家,将大门关上,一个排的士兵将十几头肥猪从圈里拖出,用刺刀将猪刺死,两人抬一头猪扬长而去,晚上一家人赶回,点灯一看,一屋子流淌的猪血,全都吓坏了。白仁云的大孙子、其二儿子白攸甫的儿子白明箱“哇”的一声被吓昏死过去,等到救醒过来,一个原来聪明活泼、会说会唱的四、五岁小孩从此变成了痴呆。

一九四四年麦收期间,春明乡一村东北荡靠近严徐庄的窑墩子地上有几十亩小麦,老百姓因害怕和平军迟迟不敢收割,眼看麦子已熟,再不收就会造成损失,城黄区委指示春明乡组织基干民兵帮助老百姓突击抢收。此消息被伪军便衣队获悉。这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天还未亮,几十名基干民兵就集中到这里抢收小麦,就在基干民兵专心收麦的当儿,孔庆德出动全据点的伪军,将窑墩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民兵的武器全被缴械,几十人全被带进据点,并残酷地杀害了五、六、七村的十三名基干民兵。

地下党组织一直想除掉这两个铁杆汉奸,一九四四年秋,发生了一件大事,新街区浜河乡民兵中队长花大同,由于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与一有夫之妇通奸,被奸妇丈夫发现,一怒之下,奸妇丈夫兄弟四人四下追杀花大同,花情急之下逃到了严徐庄,找到了其表兄姚子伯,寻求庇护,姚、高二人一商量,决定将花带至据点,去见孔庆德。在据点内,孔下了花的枪,但花迟迟疑疑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孔对花亦将信将疑,于是要他到据点外找人家住下,暗地里派人监视。

花大同投了伪军据点的消息惊动了新街区委,花仅管是一名乡民兵中队长,但他是个活跃分子,对全区情况了解不少,万一他真心投敌,我党组织的许多情况就会被敌掌握,党组织将会蒙受重大损失。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用反间计,借孔庆德的手除掉花大同这个败类。

这天下午,一个中等身体、皮肤微黑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头戴一顶旧草帽,穿一身青布衫裤,脚穿草鞋,挑了一担青山芋藤,来到严德陆家门口,放下担子,即大声问:“姨父在家吗?”这位青年就是新街区武工队副队长,后来担任泰兴县县长的孙佩藩同志,严德陆的父亲严积瑶是孙的姨父,见到姨侄到来,忙迎其进屋,并要刚从私塾放学回到家的严德陆(时年十二岁)在门外看着,如有外人来,即咳嗽一声。

一会儿,严积瑶从屋内出来,要德陆进屋陪姨兄说话,他自己去找严可义。

严可义是严徐庄人,是严德陆家的邻居,住在严德陆家北边几十米,当中隔了一个大晒场。这个人公开的身份是和平军的什么办事处主任,他可以自由出入伪军据点,私下里也为我地下党组织做事。孙佩藩此行,就是要会见严可义,通过其了解花大同的情况。

晚饭后,严可义来到严德陆家,见了孙佩藩,一阵寒暄后话入正题,据严可义讲,花还未向孔庆德供出什么情况,孔对其也将信将疑,孙听到这一情况,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交给其一个信封,要其设法将信封送到孔庆德手中。严立即去了据点,当时伪军正吃晚饭,严将信放在了厕所门口。晚饭后,一伪军上厕所,看到一个信封,便捡起来,到灯下一看,只见信封上写着“花大同亲启”。他们不认识花大同是何人,便由小队长交给了孔庆德。孔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以新街区委书记黄旭的名义写给花大同的信,信中要求花乘机混入据点,设法摸清据点内情况,及时报告区委。孔庆德火冒三丈,立即派姚子伯带花大同进据点,拿着信追问花大同究竟什么回事?并掏出手枪,要当场枪毙花大同。花连喊冤枉,姚、高二人极力求情,最后孔庆德狠狠地说:“看在姚、高二人面上,今天不杀你,但你必须立即从严徐庄消失,如果再见到你,一枪崩了你!”花大同连夜溜出据点,逃到黄桥一个亲戚家躲了起来。

为了彻底断绝花大同再次投敌的念头,新街区委再次研究。孙佩藩同志与花是同庄(浜河乡申家庄)人,且是邻居,对花家庭情况了如指掌,花大同是其叔父花润之养大的,也最听其叔父的话,建议黄旭书记亲自找花润之,要其说服花大同,设法除掉姚子伯,以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花润之也担心组织会追究花大同的违纪和投敌之举,弄不好会枪毙,他听黄旭书记说可以戴罪立功,立即前往黄桥找到花大同,花大同如惊弓之鸟,躲躲藏藏几天,见到了自己的亲叔,痛哭流泪,跪在地上连打自己嘴巴。花润之传达了黄旭书记的意思,花大同将信将疑,表示要面见黄旭。于是花润之按照黄旭书记留下的地址,带着花大同连夜赶到野肖庄,花大同一见黄旭,便双膝跪地,痛哭流涕,深表悔意。黄旭严肃地说:“你违背群众纪律,又打算投敌叛变,本来要立即枪毙你。现在,只要你杀了姚子伯这个铁杆汉奸,我们可饶你不死,从宽处理。”花说:“姚子伯是我亲戚,又是救命恩人,我杀他岂非恩将仇报。”黄将手枪掏出,严厉地说:“你不杀他,今天就杀你,你看着办,两条路任你选。”花吓得瘫坐在地,一再磕头求饶,最后说:“我的枪已被孔庆德缴了。”黄旭说:“我的枪在这里,里面有子弹,借你用两天,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花大同牙齿一咬,拿起手枪,消失在夜幕中。

两天后,花大同趁黑夜赶到孙佩藩住处,高兴地说:“姚子伯已被我干掉了。”并请孙佩藩将手枪还给黄书记。

后来几天,经调查证实,花大同确实打了姚子伯一枪,但未中要害,被送在泰州医院治疗。孔庆德知情后,正组织伪军四处搜捕花大同。鉴于花大同的严重错误,已不具备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素质,区委研究撤销了其民兵中队长职务,开除了其党籍。自此,花躲在黄桥,在一个油坊打工,不敢出来,伪军据点便衣队的汉奸们也有所收敛。

日寇投降后,中弹未死的姚子伯和高希凤两个汉奸均被我方镇压。

事情发生的时候,严德陆只有十二岁,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后来孙佩藩同志从泰兴调到泰县、江都、扬州,离休以后,严德陆常去看望他。孙多次将当时的详细经过讲故事一样讲给这位比他小十多岁的姨弟,希望他把这个故事告诉青少年一代。严老曾将这个故事在市交警大队和城黄区中队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上宣讲过,听过的同志都为我党当时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的果断决策以及孙佩藩同志勇敢深入虎口执行任务的勇敢精神表示由衷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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